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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人说梦
我从很小就开始能记住梦了,虽然那时的梦也不过就两种:一是打仗的,二是妖魔鬼怪的。前者大概是因为总看那么几个"战"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後者大概是因为老听大人讲西游记的故事。
那时每做一个梦,就喜欢和小伙伴们说。谈到梦深处,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好像自己真的经过那战火硝烟之景,去过那些云遮雾瘴之地,见过那些三头六臂之人,做过那腾云驾雾之事。
後来长大了,赶上了文革,"梦"字变成了一个不好的字眼。因为总是听人说:"别做你那"资产阶级老爷梦。""地主阶级复僻梦。""修正主义黄粱梦"等等。於是,我就想,咱这梦算什么主义的呢?那时也有人说梦,好像人人说的都是同样一个梦:到了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可自己虽然也暗地里幻想着这么一天,但就从来没做过这样的梦。所以每当听到身边的人滔滔不绝地描速他们如何在梦里跳跃在天安门广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等等,自己就羡慕得不得了。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脑袋长的不对,做不了那么伟大的梦。自卑心强了,梦也做的少了。
好不容易文革结束了,除了红宝书以外,也可以读到红楼梦,莎士比亚,李白和杜甫了。读到文学做品里的梦,那么五彩斑斓,那么优美动听。才如梦初醒,觉得梦毕竟不只是天安门广场的革命梦和封资修黄粱梦两种。还有"游天姥"那样奇特的梦,"仲夏夜"那种优美的梦,"牡丹亭"那妩媚的梦。於是,那尘封多年的梦箱子又打开了。只是这时做神的梦少了,做人的梦多了。恶梦少了,美梦多了。比天姥还奇特的地方也神游过,比仲夏夜更温馨的月光也沐浴过,比牡丹亭还勾魂的美境也游荡过。那梦做得人甜甜的,痴痴的,傻傻的。当然,和小时候不同的是,不像那时候那样爱跟人说梦了。
然而好梦不长,进了大学,有一次在图书馆偶尔翻到一本一个名叫佛罗依德写的专门谈梦的书。当时的感觉是大吃一惊:居然梦还能写出一本理论的!连忙借回来看,可一篇读罢,却一下凉了半截,敢情所有的梦都与那时候人人回避的"性"有关。虽然当时怎么也想不通李白的梦游天姥与性的关系,但从此梦就做的萎缩起来,做的有罪恶感起来。就经历了第二次低潮。
这第二阶段的无梦期延续很长,一直到了国外。在国外读的书多了一点,也就知道佛罗依德对梦的解释只是从一个很抽像的角度把梦和性联系起来,绝不能机械地去理解。他的主要贡献是把梦和潜意识联系了起来,并非要把所有做梦的人都说成"意识形态"有问题的流氓犯。於是,就又觉得梦还不是个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是应该做一做的。於是就觉得过去那些无梦的日子是亏了大了。本是青春年华,好梦如锦的年代,却偏偏怎么就呼呼大睡,轻易放过那本该是阳光灿烂的黑夜了呢?
理智的关卡放松了,这梦也就来了。来的猛,来的烈,有时一夜做上十来个无头无尾,无时无空,无根无据的梦。然而,梦的内容又变了,天姥一次没去过,仲夏夜一次没游过,牡丹亭一次没到过,做的偏偏是当初最看不上的梦。是那"昨夜幽梦忽还乡"式的凄苦梦,是那"不得到辽西"的荒唐梦。梦既不美了,说的人就更少了。
说到梦,我有一个难以告人的梦。这么多年,梦的题材换过多少,但这个梦从没换过。即使在那两段无梦的日子,这个梦从未在我脑海里消失过。这个梦难以告人,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佛罗依德式的风流梦,而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土的不能再土的梦:我总梦到自己拣到很多的零币,都是一分两分的。我试图分析过这梦的原因,跟看打仗的电影没关系,跟读神话故事也没关系,跟那老佛爷的梦与性的理论更没关系。至多好像也就和文革时批判的"资本主义美梦"稍有关联。但又一想,资本主义美梦应该是做拣黄金,或拣美钞什么的呀,怎么会只做拣零币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久前,我又做了一次拣零币的梦,醒来後,决定告诉妻子。这也是我第一次告诉除我以外的另一个人。怕妻子笑话,我事先给妻子打了预防针,我说:"这个你要听到的梦啊,和以往你听到的我的所有的梦都不太一样,没有雄壮,没有优美,没有恐惧,也没有悲伤,是一个你听了一定会发笑的梦。妻子一听,先把嘴捂上,说:"说吧,我保证不笑。"我羞羞答答地说了,妻子捂着嘴的手却一点一点松下来,我等着,等着她那一如往常的大笑。但她看上去非但一点笑意没有,脸却变得越来越白。我开始是不解,然後就有点恍惑和担心起来。半饷,她终於说:"完了,完了,完了。"我更是惶恐:"怎么啦?"她定定神:"我们这一辈子没什么大指望了,人人都说到了美国,梦里都会拣到黄金,可你见到的却都是在拣一分两分钱的硬币。你说我们还有指望吗?"妻说完这段话,才大笑起来。
然而,我却笑不起来,满心觉得沮丧,难怪呼这么多年没发上大财,难怪呼到现在还一分一毛钱地穷攒,敢情是这梦都是个没出息的梦啊。
奇怪的是,从那天开始,就没再做过这个梦。我就又疑惑起来:那是不是说,以後的日子就开始要发了呢,就开始要拣到黄金了呢?哈,哈,哈,别做梦了吧-------你这说梦的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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