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破烂的回忆

　 六九年是文革的高潮,我父亲的工资一下从七十多元降到二十多元,母亲的工资当时也就是三十来元。我们兄妹五个,都在上学,日子一下变得十分艰难。於是已懂事的我就觉得该干点"资本主义"挣点钱了。

   当时十岁的我仅能收集废品来卖钱。那时可以卖到废品收购站的东西主要有废铜烂铁,牙膏锡,碎布,骨头,玻璃等。最贵重的是废铜,最便宜也最容易拣的是碎玻璃和破布条。当时我出去拣破烂时,穿着一件大哥留给我的几乎长到膝盖的中山服,像个大袍子一样。当时没钱买新衣服,就穿着哥哥姐姐留下的,虽然不甚体面,但这件中山装对拣破烂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优点是上下有四个口袋,可以放很多东西(破烂)。我对这四个口袋也作了具体分工,上面两个小的是留着装铜或铁,属高档口袋。下面两个大的则装玻璃碎布,属平民阶层。最高兴的当然是能拣到铜钥匙或铜锁之类,一把旧铜锁可以卖到二分钱人民币。不过这东西很难拣到,因为大家都要自己留着,攒多了拿去卖。因此如偶尔拣到一点,会兴奋半天。

   那时一般是放学以後或星期天出去拣东西,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公社办事处。那里是官们儿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属贵族阶层,废铜牙膏锡之类比较多,不过竞争也最激烈。一些像我一样的"黑五类"的孩子都穿着长袍大褂在那儿转悠。两手捂着鼓鼓的口袋,眼睛往地上不停地溜。有时谁拣到一个铜器,就嚷得震天响,惹得别的孩子眼红红的。若是两个人同时看到一个牙膏锡,让手快的先拿到了,就不免有一场争吵。我那时是属於眼手都不慢的孩子,但有一个比我还会拣,是我们学校原总账会计的儿子,叫江勤,父亲也在被批斗。江勤不但眼快手也快,而且脑袋很好使,专能发现有价值的垃圾堆。所以每次见他口袋鼓鼓的,就既羡慕又妒忌。每次外出,总设法跟着他跑,好像他是那个能发现哪儿藏着金银财宝的阿里巴巴一样。当然许多时候我和他也是得用争吵甚至拳头解决一块牙膏锡应属於谁的问题的。但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属於同病相怜的战友。

   当时还属贵重的破烂就是牙膏皮。那时的牙膏皮是锡做的,一个值两分钱。所以能拣到一块牙膏皮也足以让我们的一天过得高高兴兴。那时看家里人用牙膏,总有一种矛盾心理,既知道要省着点儿用,又希望赶快用完可以去换钱。每次一条牙膏用到最後的阶段往往是最艰苦的阶段。这个艰苦来自那个"挤"字。父母总要把牙膏挤得实在挤不出任何内容了才肯给我们。有时甚至还要把牙膏皮破开来刮上一刮再刷上一次牙才肯用新的。现在想想,那时父母虽然没有亲自出去拣破烂,那过日子的节省劲儿也跟拣破烂的差不多了。现在国内人的日子好过多了,我的那些侄儿外甥和外甥女儿们再也不用去靠拣牙膏皮来"富裕"自己了。有时我看我美国出生的三岁女儿刷牙,把牙膏挤得满满的,然後一半刷到牙上,一半掉进池子里,她做这些时,大概觉得很好玩,一边乐得嘻嘻哈哈的。我看着,脑子里就浮现起当年父母面红耳赤挤牙膏和我衣衫褴褛满灰堆扒牙膏锡的"悲壮"情景。我不无凄凉地在想,等她将来长大了读我这篇旧事记时(如果她那时能阅读中文的话),她一定以为这是父亲在编故事吧。

   记得当时我每卖一次破烂,除了一部分钱买点儿糖果或学习用具什么的,其余的零角钱就用小纸包包好,等零角攒得多了,就去换成毛票,收在床板下面。那年家里经济困难,夏天父亲曾下河塘挖淤泥捞了不少小毛鱼,晒干了就放在一个坛子里留着慢慢吃。我和三姐在附近生产队的大豆田里拣了许多农民收割後漏下的黄豆,记得有大半年时间几乎天天就是小毛鱼煮黄豆,直到现在我还想起那咸咸的味道。那年春节将至,可家里什么咸肉咸鱼也没有。母亲闹了头晕病,躺在床上。有天晚上,我就从床板下把压得平平的,叠得整整齐齐的毛票拿了出来,然後捧着它们来到母亲床前。父母是从来不管我拣破烂的事的,也不知道我竟还有储蓄。母亲一看那一大把票子,先是一惊,然後脸就沉了下来:"这钱是哪儿来的?"我原先不想让母亲难过,就说是她平时给我的零用钱攒的。母亲就说:"我可没给过你这么多钱!"然後她从床上撑了起来,紧紧地看着我:"说实话,是哪儿来的?"我看看母亲那满是忧虑,失望和凄凉的眼神,只好实说了。母亲一听,眼睛就湿了,就轻轻地拍拍我的头,把脸转向一边。

    除夕之夜,母亲精神特好,起床作了一道我那时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当然也少不了那黄豆小毛鱼。那是我所记得的最简朴的一个年三十,但却是最幸福的一个。因为母亲告诉我,那一斤来肉是用我攒的拣破烂的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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