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与豆浆

  我父母总说我是个幸运儿。我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之时,没肉没大米,但当时我们家自己养了两箱蜜蜂,所以我生下来后就天天喝蜂蜜。后来那个年迈的老蜂王死了,所有的小蜂子就都各飞东西了。正巧这时父亲的一位好友送给我们一个豆浆磨子,父亲就磨起豆浆来。因此,我很快就接上了高营养的东西。想想当年的生活条件,如果没这两样东西,这身子骨没准真的没现在这样结实。

  记得刚懂事,我就开始帮着父亲磨豆浆了。那时文革刚开始,父亲的校长头衔被撤下,在家赋闲。父亲一般在晚上磨豆浆,因为豆浆磨出来后需摆上一夜,第二天才能在表面结上一层薄薄的豆皮,据说那东西最有营养。记得父亲总是把那由两个圆石盘做成的磨磨放在一张方凳子上,然后把用水泡过的黄豆一把一把地放进上面那块磨磨上的一个瓶口大小的洞。我坐在一旁一边拿着古铜小勺不停往洞里加水,一边就斜眼看着那乳白色的豆浆从两个磨盘之间缓缓流了出来滴在下面的铁锅里。约莫够了量时,父亲便不再磨,而用一块洗得很白的纱布把滴在锅里的还带着豆皮的浆水包起来用劲去挤,挤出来的自然是立刻就可以煮吃的豆浆了。每晚都是如此。父亲磨豆浆时是不说话的,看上去很是平静和满足。我当时喝豆浆是很喜欢放糖的,可有很长一段时期,市场上的糖十分紧张,要凭证供应,于是就不敢再有此奢侈。可黄豆倒是从未缺过。我记得我们学校的附近就是生产队的大豆田,每年夏天农民把豆子割完了后,田里到处是漏下来的豆粒,我和三姐及邻居的孩子们就抢着去地里拣。往往每年夏天都能拣出两三罐子的豆子,足够父亲磨上三四个月的。  

   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父亲有时被红卫兵带走批斗整夜不归,磨豆子就不如平常那么有规律了。有一次红卫兵来抄我们的家,折腾了一阵走后,那底磨就怎么也找不着了。后来我们揣测一定是给那群人拿走了。可为什么要一个石磨磨呢?我们想不明白。是他们听说父亲用磨豆子来修身养性感到愤慨呢?还是觉得我们有豆浆喝营养太高不易改造呢?反正不会是因为那盘子有什么价值吧。不过从此以后,父亲就不磨豆浆了。母亲虽也曾托人凿了另一个底磨,但父亲只试了一次,就再也没用过。父亲对这事虽没说过什么,但我看得出来那副老盘子对父亲的意义。虽然不自己磨豆浆了,但还常能喝到,因为毕竟不是很贵的东西。街上烧饼油条店二三分钱能买一大碗。当然质量上和父亲磨的简直没法比了,稀稀拉拉像石灰水似的。因此后来我豆浆就喝得很少。

   我忘了什么时候听说"牛奶"这个词的,总之那时觉得是外国人喝的上等东西。记得当时有一部每年起码要看上五六遍的苏联电影叫《列宁在十月》。那电影里说列宁有个警卫员叫瓦西里。瓦西里家的日子过得很不富裕,有一天他的太太就对他抱怨说:"咱们家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牛奶和面包了。"每次我们听了这句台词就觉得又困惑又好笑。有牛奶和面包还要抱怨?我们还在喝稀粥呢!所以很是不理解。我第一次喝牛奶是八三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晚上去工人俱乐部看京剧《群英会》,是袁世海,方荣翔等名角主演。我骑车到得很早,买了票便等着检票进场。那天忘了是晚饭没吃还是没吃饱,总之在门口等的那一段时间又渴又饿。其时又值冬天,委实饥寒交迫。于是就想找个馆子先吃点或喝点什么。可几个兜儿一掏,凑起来也就两块来钱。走到剧场对面的一个小店一看,两块钱能买的东西还真不多。刚想忍一忍出门,一眼瞥见黑板角上写着很小的几个字:牛奶,二元。我心一动,何不尝一次洋玩意儿?于是就叫了一杯。那杯牛奶大概是我记忆中喝得最美的东西了。热腾腾,甜滋滋,香喷喷的。外面寒风习习,我心里暖流融融,简直像冬天的童话一样。以致那晚看戏全没注意袁世海怎样演曹操,方荣翔如何唱黄盖,脑袋里想的全是那俄国大芭蕾舞剧院的《天鹅湖》了。可从那以后就没再喝过牛奶,两块钱一杯,足可以喝五碗豆浆了。

 八六年我到加国留学,原以为这下可以撒开来往肚子里灌牛奶了,可第一次喝牛奶的经验却使我大失所望。外国人不喝热牛奶,我得先用锅子把冰牛奶在炉子上热一热再倒进杯子里喝。然而那第一嘴真是怪的很,寡淡寡淡,还有很强的腥气味,把我多少年来的那美好记忆一下扫个精光。我想大概这外国牛奶太浓就该冷的喝下去,一热就把腥气味全腾起来了。可我又喝不来冷牛奶,于是从此对牛奶就没了兴趣。可豆浆自然是没有的,要买也得到中国人开的店里买,又贵味道又不很地道,以致在加国的很长时间不知道早上喝什么好。后来我们搬进了一个华人开的公寓,碰上一对由上海来的夫妇。那太太很会做菜,但和我们一样喝不来牛奶。有一次,她从店里买来了一包干黄豆,说要学着作豆浆。我们看她先把豆子用水泡软了,然后放在锅里煮上十来分钟,拿出来放进外国人做柠檬汁用的打碎机里,打成浆糊糊以后再用纱布挤,挤出来再加些水放到炉子上去煮,时间虽花得很多,但做出来的豆浆味道还真不错。于是我太太便跟她学着做,反正有时间。她们喜欢早上起来做,每天早晨我一起来,就觉得厨房里欢声笑语,香气扑鼻,像豆腐坊一样。有时做得多了,就给我们的房东留一些。那房东早年从香港移居加拿大,想必豆浆也很少喝。他总是一面喝一面就赞不绝口,并鼓励两位太太开个豆浆店,说没本钱他可以借。为这事我们两家还着实有几天没睡好觉,盘算着是否可行。可我不久就转学到了美国,这件事也就泡汤了。

  到了美国后,日子一下变得紧张起来。同是北美国家,加拿大的生活就恬淡舒缓得多,而美国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像跑马竞赛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太太一落脚就由人介绍钻进一家中餐馆没日没夜地端起盘子来。于是再也没机会作豆浆了。太太打工辛苦,早上要多睡一点,我起来得早,也就随便喝点水或果汁什么的去了学校。有时也觉得营养重要,便强迫自己去喝牛奶。但总坚持不下来,受不了那个味儿。直到去年,我们去一个朋友家,那朋友听说我喝不来豆浆,头就摇得像鼓一样,直叫"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说着一把撩起袖子露出圆圆的胳膊,对我说:"你看见这胳膊了吗?像碗一样粗是不是?稀饭能喝出来吗?-No!-牛奶!牛奶!"我虽有点搞不清那胳膊圆的部分到底是骨头还是肥肉,但觉得他这样教育人确实很生动。回到家后便请太太拿来一张纸,在上面划下六个大字和两个等号贴在冰箱门上:"牛奶--身体--幸福。"从那以后,真的就开始喝上牛奶了,而且是冰牛奶。喝不下就强喝,至今已坚持有十来月了。

   不久前又去看那位朋友,他听说我开始喝豆浆了,就拿眼睛往我膀子上看。见无大起色,就说喝得太晚了,然后又是一连串的"可惜了"和"no"字。我听了心想,自己作了很大的牺牲还是嫌太晚了,就觉得十分沮丧,而且就更加怀念起豆浆来。  

本文最初发表于北美«国际日报»（1999年5月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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