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外婆是我见过的唯一的祖辈,我的其他祖辈早在我生出来前就去世了。外婆生在上个世纪末,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人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在後来的墓碑上,她叫"程谢氏,"是用丈夫的姓和自己娘家的姓,再加上一个"氏"构成的。外婆生於穷人家,十岁时就被卖到了为商的外公家作童养媳,後来就一直守在程家,生儿育女。外婆是个苦命的女人,四十岁不到就死了丈夫,然後就一直守寡,含辛茹苦把五个孩子扶养长大。我母亲是老四,前面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後面一个弟弟,就是我小舅。

  我刚懂事起,就听母亲说,我来到这个世上从很大程度上亏了我外婆。当时我母亲已有四个孩子,老大为男孩,下面连着生了三个女孩。外婆就跟我母亲说,再生一个吧,生个男孩。母亲看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想起自己又要工作,又要照顾这个家,就愁容满面,犹豫不决。外婆就说,生吧,生下来,我帮你带。就这样,父母决定有了我。我生在古历三月初十,巧得很,和我外婆是一天生日。所以,从懂事起,我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和外婆有着极密切的联系。

  大概正因为是个男孩,父母反而把我留在了身边,而把我两个姐姐送到外婆那儿带养。但每年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我都要去外婆那儿玩。我喜欢去外婆那儿,不仅因为外婆住在南京,是个大城市,而且外婆对我特别宠爱。虽然我父母当时也无法寄给外婆很多钱,外婆靠我小舅的一点工资及以前的一点点积蓄生活,但她总有法子让我们过得十分愉快。每天早上她会给我五分钱买油条,下午三分钱买冰棍。这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外婆个子不高,清瘦,还有一双小脚,是当年楞给裹出来的。有时外婆洗脚,我就坐在旁边,看她很吃力地把脚趾头一个个掰开用布慢慢清洗。看那脚的形状,所有的脚趾都变了形,挤在一块成一三角形,很像粽子。当时小,看着只是觉得挺好玩的,後来大了,知道了身子骨不像树枝那样可任人摆布,就知道外婆当年受的苦是多么的大了。我五岁时,外婆有天早上起来帮我去买油条,天黑黑的,她踮着小脚,一个不小心踩在道旁的阴沟里,扭伤了脚,许久才恢复。这事让我父母好好训斥了我一顿,以至於日後一吃油条,就有一种负疚感。

  当然,最让外婆揪心的人还是我小舅,他们相依为命了一辈子,情感甚深。我小舅沉默寡言,老实厚道。文革时,因为我外公早年是商人的原因,他被街道"革命委员会"当黑五类分子批斗,其时正值年华,就错过了结婚成家的机会。那时的夏日,革委会天天让他去扫大街,中午别人吃饭时,他和其它几个"黑帮人物"必在烈日之下罚一个小时的站,说是"思过。"外婆每天就做好一盒饭,踮着步子去小舅劳动的地方,陪着儿子一块儿站,等站完了就立刻送上去吃的喝的。我小舅至今一提到外婆,就泪流满面,他总说"你外婆真是一个只顾别人不顾自己的好人啊!"小舅後来一直守在外婆身边,直到外婆去世三年後才结了婚。

  外婆很慈祥,但又很倔强。七六年中国到处闹地震,南京人也都搭着棚子日夜住在外面。有一天夜晚,突然锣声大作,惊惶四起,说地震即将到来。当时小舅和邻居们都住在外面,而外婆从一开始就不信这回事,一直住在屋里。大家进去要外婆赶快出来,但她死活就是不肯,说知道人会死,树会老,但从来没听说过地会动山会摇这么一回事。大家没办法,只得由她去。有趣的是,地震毕竟没有发生,只是虚惊一场。

  外婆一生只是奉献,从不索求,一生向後人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要一口棺材。老年最让她记挂的就是死後埋葬的问题。她多次和她的孩子们叮咛说,你们要孝顺我的话,就别让他们火葬了我的身子,我要土葬,身子一定要放在木头棺材里。为使她放心,我母亲及舅舅姨妈们早就背着街道领导们,把棺材买好了放在她的卧房里。记得我那年去她那里时,看到了这个棺材。由於卧房光线很暗,看上去黑黑的,静静地横在那里。我只瞄了一眼就没敢再看。可我看到外婆每次经过那儿时,总要看一眼,有时还摸一摸,脸上表露出很是平静和满足。

  外婆和小舅住在一个小楼底层。这整个小楼有两层,当年是外公家的财产,但五十年代被国家没收了。外婆和小舅只分到底层的两小间。一间五平方米左右,是平时活动最多的地方,集吃饭洗漱会客为一体,叫做"亭子间,"大概就是说和小亭子一般大的意思。还有一间是卧房,但不和亭子间连在一起,中间斜隔着一条走廊,离有十来米远。在外婆最後卧床的一段日子里,家里人为防紧急情况,就在亭子间里安了个铃,然後牵出一条线来接到卧房外婆的床上。这样,只要外婆一拉线,在亭子间的人就能听得见,会立刻赶过去。可自铃子装上後,外婆就没用过,只要自己能顶过去的,她就从不麻烦别人,这就是她一辈子的为人。有一天夜晚,小舅在亭子间洗漱完毕後回到卧房,看外婆躺在那儿,十分安静,窗外的月光照在外婆的脸上,十分安详。小舅小声叫了她一声,没有答应,再俯身一看,她已经去了,直到临终,她还是没用过一次铃。

  我来到这个世上,在很大程度上亏了我外婆,但我外婆却从未享过我的福。在不懂事的童年,从外婆那儿接受一切都觉得是应该的。等到长大了,却又是学习又是工作,又是南又是北,离外婆总是远远的,偶尔从南京经过,也就是待上一两夜。外婆本来话就不多,老了又没了牙瘪了嘴,每次只是看着我,笑吟吟的,没有话语。做学生时,我一无分文,也没法孝敬她老人家,唯一的一次是我从北京回家经过南京时给她带了一盒蜜饯,可就没想到,外婆早没了牙,根本就吃不了。可外婆还是很高兴,看看蜜饯,又看看我,笑吟吟的,还是没有话语。那就是我最後一次见到外婆了。八四年在北京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当时正在写硕士论文,连她的葬礼也没赶上。她死後葬在南京郊区的一座公墓里,去年我回国,已下定决心要去扫一次墓,但一到南京哥哥处就由於天气太热发起了高烧,躺在床上哪儿也不能去,因此终未成行。

  在海外的这么多年,为学习或生活奔忙,竟很少想起外婆,偶尔想起的却是在唱卡拉OK的时候。有一首许多人都很喜欢的台湾校园歌曲叫"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里的歌词又美又消洒,什么沙滩啦,仙人掌啦,阳光啦和海浪啦等等。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外婆。我外婆自作为童养媳十岁卖到我外公家,除了三十年代逃难去贵州住过一段日子,就大都活动在南京那个亭子间和卧房之间。她没见过海浪,没去过沙滩,也没养过仙人掌。每一次我听到这首歌,脑袋里出现的形像就是一双粽子大小的小脚,一副没了牙的嘴唇,还有一只静静躺在那儿的黑木棺材。

  然而,有一点我敢肯定,就是外婆在走的那一刻,是安详的,是平静的,是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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